漫谈文物学建立的必要性

1990年2月李晓东先生的《中国文物学概论》出版，它标志着旧金石学经过蜕变之后，终于形成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学科——中国文物学。在本书第九章第三节《文物学与考古学》中，作者从研究的年代范围、对象、方法、目的等方面阐明了二者的不同之处，论证了建立文物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。鉴于它是中国第一本文物学专著，在考古文物界引起强烈反响。《文物天地》编辑部借出版之机，邀请著名专家学者苏秉琦、黄景略、李学勤、李伯谦、史树青、孙机等先生以笔谈形式，就文物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探讨。

十年过去了，中国文物学的发展如何呢？应该清醒地看到，即便在考古学大发展的今天，地下文物也不都是以科学发掘形式出土的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大量非科学发掘的文物流散于世，很少为考古学所注意。1992年12月，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买回晋侯苏编钟14件。这批文物对研究西周晚期青铜器年代划分、天文历法、相关史实及铭示刻凿技术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。90年代中期西安北郊相家巷农民发现一批秦代封泥，对研究当时职官、地理、文字等方面，都有非常珍贵的价值，可与云梦秦简的发现相媲美。这批封泥的首位鉴定者就是西北大学研究文物的老师。正是有了马承源等一大批文物学专家（他们并不从事田野发掘，不是考古学家），才使得这些珍贵的文物被及时发现，及时收购、妥善保管起来。而它们的价值也在被及时研究之后公布于世，发挥了作用。如果不建立文物学、发展文物学，不去认识、保护、研究这些流散文物，将会大大损伤中国古老文化的价值。

考古学以出土文物为研究对象，基本上不存在文物真伪的辨别问题。但是，世上有假文物是客观存在的。尤其是近十年来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文物的经济价值凸现出来，同时随着人们对文物欣赏力的提高，文物的精神价值也被广泛认知。为迎合公私藏家的需要，大量伪作也应运而生。最明显的是书画，不但有古人的伪作，还有在世的当代名家的伪作。而书画不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，应归属文物学。其次是瓷器，早期瓷器纳入考古学研究范围，晚期瓷器自然由文物学来关照。目前伪作的瓷器水平很高，使考古学家大跌眼镜。还有铜器、陶器，按说是考古学家的熟谙之物，却也常发生认假作真的故事，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，文物的真伪鉴别究竟由谁来管？《中国文物学概论》已经作了很好的回答，它的第四章是《文物鉴定》。真伪鉴别是研究文物的前提，看来这工作要由文物学工作者来承担了。

在这方面，我们不能责怪考古工作者。因为中国是一个文物大国，地下文物层出不穷。考古工作者忙于在第一线作田野发掘工作，当甲地的发掘品还在整理之中，他们又奉命赶往乙地去发掘。由于种种原因，他们也不可能对所有发掘品作细微深入的研究。比如近些年出土了不少战国至三国的简牍帛书，意义重大，但涉及哲学思想、制度文化诸方面，需要处于第二线的研究人员去研究。他们虽然没能躬身考古工地，但善于运用考古学的成果，对发掘出土物往往有独到的见解。例如于省吾、胡厚宣、王宇信先生的甲骨文研究，唐兰、李学勤、马承源先生的青铜器研究，陈梦家、陈直先生的简牍研究，都是利用出土文物资料进行深层次研究的典范。应该怎么称呼他们呢？他们没有参加实地发掘工作，不能叫考古学家，但所做工作都与考古资料息息相关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考古学》把于省吾、张政称为古器物学家，则不如叫文物学家更妥当。把唐兰、陈梦家叫考古学家，似乎也没有分清他俩与其他文物学家的区别，还是呼之为文物学家好。至于像孙机先生那样不专于某一类文物，研究面极广的学者，称其为文物学家，是唯一的选择。

现实生活需要更多从事文物研究的人员。目前来看，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单位考古所、考古队，其正式成员都是具有考古专业本科或研究生文凭的毕业生。相对而言，博物馆之类的文博单位无法并论。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不多，研究生更少，这还是指省级以上的大博物馆，地区及县级的博物馆更显可怜。这是导致中国博物馆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例如征集文物时，缺乏专门鉴定人才，将仿器、伪器收入，而将有较高价值的真器放过；调入文物时，不明等级，或将三等误作二等，或将等外品误作珍贵文物；文物陈列时，或将器名、年代、用途搞错，或摆放位置不对，影响展出效果；宣讲文物时，知识面窄，只会照本宣读，不善发挥，或者不会针对不同层次的观众作不同层次的讲演，难以满足需要；保管文物，缺乏专门研究人才，或者家底不清楚，难以为陈列部当好高参；或者保管不当，损伤了文物。博物馆展出的既有传世品也有发掘品，是展示中国文物的一个重要窗口。博物馆的总体学术水平，不仅影响到旅游业的发展，也影响到中华文明的弘扬。显然，宣扬文物学，培养文物研究方面的人才，是改善目前博物馆落后状态的主要途径之一。

至于文物学在民间收藏、公安缉私、海关稽查、旅行导游方面的作用，更不胜枚举。